2022年10月4日,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洺洲太极拳社开展“秀太极 迎重阳”活动。中新社发 胡高雷 摄 图片来源:CNSphoto
在健康中国战略的指引下,毛群安指出,过去十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快速发展,国人的健康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
这一“快速提升”直接体现在一连串数字上:十年来,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74.8岁增长至78.2岁,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从8.8%提高到25.4%,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占比达到37.2%……数据显示,中国的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健康中国行动确定的2022年目标主要指标都已经提前实现,这要归功于健康促进的政策体系和制度体系。”毛群安指出,回顾十年来中国卫生健康事业的进步,健康促进制度体系的效用越来越明显。
在此基础上,今年春季,《“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出台,该规划首次将健康预期寿命作为指标,不仅关注人均预期寿命本身,更体现对改善人群健康状况的重视。
更为深层次的健康促进在于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提倡“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如今已被视为打开健康之门的“金钥匙”。
“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是一次健康革命,是生活方式的革命。”毛群安指出,针对自身的健康状况,每个人都能够及时获取有关健康的信息与服务,并借此改善自身健康状况,这便是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目的之一。(完)
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毛群安(右)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健康促进工作取得了哪些显著的成就?过去十年间,中国人在哪些方面变得更健康了?
毛群安:回顾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发展,特别是近十年来的快速发展,健康促进工作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
国家实施健康中国战略,2019年启动健康中国行动,构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组织体系,即以国务院分管领导牵头、相关部门参与的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并组建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了15个专项行动工作组。
党和政府领导、各部门共同参与、全社会广泛动员、每个人践行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在全社会的氛围日益浓厚。
根据我们对健康中国行动的评估,广大公众的健康水平得到快速提升。用国际组织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人群健康状况的主要指标来评估,目前中国居民的健康状况已经处在中高收入国家的前列,健康绩效是明显的。
健康中国行动确定的2022年目标主要指标都已经提前实现,这要归功于健康促进的政策体系和制度体系。回顾这十年来的进步,国人的健康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健康促进制度体系的效用越来越明显。
中新社记者:《“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已经出台,立足于全人群和全生命周期两个着力点,背后的依据是什么?如何真正做到惠及全人群、覆盖全生命周期?实现健康中国,还有哪些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亟待解决?
毛群安:今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细化明确了“十四五”期间落实《“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目标和任务。
首先要构建一个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筑牢维护公众健康的保护网。同时要在公共卫生网络建设的过程中,突出明确各方面的责任与义务。
二是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解决重大慢性疾病对人群健康带来的影响,需要从生活方式入手,更加完善健康促进体系。
三是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完善医疗保障制度、优化医疗服务,让老百姓得病后能够及时接受救治,看病更加便捷舒心。
《“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首次把健康预期寿命作为一个指标,说明我们不仅要观察预期寿命的长度,还希望人群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这也是“十四五”时期要着力实现的目标。
2022年8月28日,江苏泰州,青少年在东环高架体育公园内健身。泱波 摄中新社记者:提到健康,我们总会关注“一老一小”。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对健康服务的需求还会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从健康的角度出发,应如何加速配套措施的建设,让经济社会发展尽快适应这一趋势?
毛群安:健康中国战略的根本目标是全民健康,即每个人在不同生命阶段都能保持理想的健康状态。照此标准,我国目前为民众提供的医疗卫生和健康服务还有一些不充分不平衡,其中对于老年人群的健康服务较为明显。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过程中,我国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建立一套适合老年人需要的医疗卫生健康服务。这个体系的建设是“十四五”期间一项重要的战略性任务,要从预防、治疗、康复、长期护理等不同方面发力,让老年人不仅能够延长寿命,而且能够保持健康、提高生活质量。
为此,医疗卫生和健康行业做出了具体规划。比如,要求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开设老年医学科,针对老年人的特殊需求提供医疗卫生和健康服务。还有积极推动长期护理保险等制度性建设,加大老年护理人才培训工作等等。
中新社记者:说完“老”,我们再说“小”。妇幼健康促进行动提出,到2022年和2030年,我国婴儿死亡率要分别降至7.5‰以下和5‰以下。随着中国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在此背景下,妇幼保健工作应该朝着什么方向发展?
毛群安:婴幼儿死亡率,之所以把它用作评价一个国家和地区人群健康的重要指标,是因为这个指标的变化不仅代表婴幼儿的健康状况,也是整个国家和地区医疗卫生和健康服务水平的重要标准。
目前我国孕产妇和婴幼儿死亡率已经实现了规划的目标,但是要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继续把指标往下降,难度是非常大的。因此要把重点放在目前孕产妇和婴幼儿可能发生的高危环节上。
针对近些年特别是国家出台“二孩”“三孩”政策之后的高龄产妇增加,实施母婴安全五项制度,为保障母婴安全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对每一位孕产妇进行妊娠风险评估,按照风险程度实行绿、黄、橙、红、紫5色管理。对妊娠风险分级为橙、红、紫色的高危孕产妇严格实行专案管理,保证专人专案、全程管理、动态监管、集中救治,确保做到“发现一例、登记一例、报告一例、管理一例、救治一例”。特别是“三孩”政策实施后,我们制定了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和母乳喂养促进行动计划,形成“两提升、一促进”的政策措施。
接下来还会针对各地在孕产妇、婴幼儿保健方面的短板弱项,通过对口支援方式、针对性措施,提升妇幼保健专业团队的力量和水平。
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发展与信息化司司长毛群安(右)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中新社记者: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是保护人民群众健康、保障公共卫生安全、维护社会经济稳定的重要保障。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传染病防控体系的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传染病防控体系经历了怎样的建设和发展?今后疾控体系还需要如何发展?
毛群安:通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能力和过去的能力建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公共卫生体系得到了锤炼,公共卫生队伍经得起考验。
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我们发现还有一些短板弱项,例如基层的防控能力、应急统筹指挥体系上还有漏洞等。针对这一情况,中国做出了改革疾控体系的重大决策,组建了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
重大疾病的防控,要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针对短板弱项采取强有力措施,例如早期预警机制的建立。中国正在研究建立多点触发的预警机制,及时获取各方面信息,判断风险点。
再如,中国正在全国遴选一些重大传染病救治基地、卫生应急基地,按照不同区域布局。一旦发生紧急情况,首先在一个地域就能够形成有效的指挥体系。相应的设备条件、物资准备、人员能力准备,也都是疾控体系建设的重要方面。
中新社记者:随着人们对体育锻炼的重视不断加深,五花八门的体育运动方式层出不穷,比如说年轻人喜欢玩的飞盘、跟着网红跳操、野外露营活动等,引领了一波体育运动的“时尚”。对于这种运动“时尚”,您怎么看?应如何正确引导民众参加体育锻炼?
毛群安:健身运动和健康的关系非常密切。通过一系列的政策促进、对公众宣传,大家的健身意识更强了,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体育锻炼活动。
从评估情况看,要动员更多的人参与运动健身,还有很大的潜力。目前青少年和职业人群的运动量还不够,我们在会同体育部门为大家创造条件,希望更多的人真正动起来。
参加体育锻炼的人越来越多,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不当运动造成的伤害增加。这提示我们要科学运动,对运动进行指导。我们提出“体医融合”,希望通过体育健身和医疗卫生两个专业的融合,让民众既能健身,又能防止运动不当造成的伤害。
当然,有一些新颖的活动方式,增加了运动的乐趣。我们鼓励创造一些新颖的运动方式,前提是注意运动安全。
2022年8月6日,首届中国飞盘联赛的首站比赛在西安启幕。赛场上,运动员在烈日下,奋力奔跑、追逐,飞盘在蓝天碧草间划出一道道极具动感的弧线。张一辰 摄中新社记者:我国正在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您之前也说过,生活方式的改变可以看作一场“健康革命”,为什么要上升到这个高度?在今天中国不断向前发展迈进的过程中,健康处于怎样的地位?
毛群安:卫生健康事业始终处于基础性地位,同国家整体战略紧密衔接,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抗疫实践证明,只有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才能实现健康和经济社会良性协调发展。
当前,面对多重疾病威胁和多种健康影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我们启动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活动,从短期看,有助于从源头降低疾病传播风险,助力常态化疫情防控。从长远看,有利于群众形成主动健康观念,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所以说这是一场新时代的健康革命。
中新社记者:现在很多人面临“亚健康”问题,像腰椎颈椎疼痛、失眠、肥胖等等。对于当下的年轻人来说,想摆脱这种“亚健康”的状态,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毛群安:有的人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的症状,这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
运动不足、过度摄入高热量食物、不注意休息,这些因素会导致健康状况恶化。监测发现,像高血压、糖尿病等一些严重并发症的发生年龄在提前。这是因为没有从生活方式这个环节将慢病的进程延缓,反而加剧了。
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是一次“健康革命”,是生活方式的革命。希望现在的职业人群反思生活方式有没有问题,有哪些突出的问题,要下决心改变。希望每个人针对自身的健康状况,能够及时获取相关信息和服务,运用这些知识、服务来改善自身的健康状况,这就是“健康素养水平”。这个素养不是“知不知道”,而是“做没做到”。
中新社记者:为加快推动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动员全社会落实预防为主方针,中国提出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目前,健康中国行动进展如何?能否实现总体目标中有关2022年的各项目标?还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
毛群安:2019年国务院实施健康中国行动以来,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各成员单位持续完善健康中国行动政策机制,加大健康影响因素干预,宣传健康生活理念。
经过三年的努力,各部门协同联动格局初步形成,健康中国行动品牌效应逐步凸显,全民健康素养水平稳步提高。当前,我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达25.4%,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8.2岁,健康中国行动2022年主要目标提前实现,健康中国建设开局起步良好、进展顺利。
下一步,我们将在健全推进协调机制、强化宣传发动、加强监测考核等方面继续下功夫,早日全面实现健康中国行动2030年既定目标。
气候变化真的存在吗?还是仅仅是理论预测?****** 当地时间12月7日,卡托维兹气候大会中国角“气候传播与公众意识”边会正式举行。来自不同国家的政界、业界和学界人士在边会上围绕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传播干预低碳消费、电影艺术与气候传播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新社编委、经济部主任俞岚在边会上发表致辞时表示,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是正在发生并且愈来愈严峻的现实,任何所谓的反证和否认或许只是掩耳盗铃般的自欺欺人。 俞岚认为,当前气候传播应该传递三个重要信息,第一是把公共意义和愿景带入有关气候变化的绿色事业,第二是从两端发力相向而行实现绿色目标,第三是深度运用相关技术使绿色经济流程平滑高效。 在俞岚看来,我们的首要担当是倡导气候变化共识,首要任务是提升公共意义和愿景,首要主张则是强化技术驱动,最终目标是让全球气候治理更有效率。 中新社编委、经济部主任俞岚 中新社 陈溯/摄以下是俞岚致辞全文: 尊敬的解振华特别代表,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欢迎大家参加由中国新闻社和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联合主办的“气候传播和公众意识”主题边会。这是我们连续第六年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中国角”主办这一主题的边会,也是解振华主任今天凌晨抵达卡托维茨后参加的首场边会,足以可见中国政府对于气候传播和提升公众应对气候变化意识的高度重视。 我本人从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开始跟踪全球气候谈判进程,8年来,我和我的同事笔下记录了许许多多的气候人、气候事,见证了全球气候治理的积极进展,也目睹了绿色低碳转型的艰难和困惑。 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面临强烈不确定,作为媒体人,我们比以往更加迫切地需要向公众讲好气候故事,鼓励更多人自觉加入到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中。在新的数字化时代,媒体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角色和定位也应该与时俱进,在我看来,我们的首要担当是倡导气候变化共识,首要任务是提升公共意义和愿景,首要主张则是强化技术驱动,最终目标是让全球气候治理更有效率。 在陈述我的观点之前,有一个问题跃然而出,那就是“气候变化是现实发生还是理论预测?”如果答案不是一目了然,那么让我们直观回忆一下近期肆虐的飓风麦克,加利福尼亚山火,印尼的海啸以及很多美妙名称的极端天气现象,比如厄尔尼诺。所以,无需复杂论证,气候变化确实在发生,并且发生的频度和烈度均超出我们的预期。显然,我们需要达成的第一个共识是,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是正在发生并且愈来愈严峻的现实,任何所谓的反证和否认或许只是掩耳盗铃般的自欺欺人。在此次气候大会上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在经过了连续三年的平稳表现后,2017年、2018年再度反弹。到底是我们做错了什么还是做得远远不够?1.5度或2度的目标如何才能按进度实现呢?或许,我们需要做得更多,更加坚定,并且更加有指向性。 以下几个问题,尤其值得关注,也应该是当前气候传播中的要传递的重要信息: 第一,把公共意义和愿景带入有关气候变化的绿色事业。任何经济实体,在财务收益的必然选项基础上,必须把环境、社会效益和公共责任纳入目标和愿景;任何投资活动,除经济回报外,ESG、责任投资和可持续性投资等必须自动成为投资决策的关键要素;公共意义和愿景必须是人类财富创造活动有机且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绿色必须始终成为人类活动的底色。进入新经济时代,绿色代表价值,绿色创造价值,没有绿色内涵的所谓经济价值在扣除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等之后所剩无几,所以,公共意义和愿景并非经济不可持续,很多实证研究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从两端发力相向而行实现绿色目标。全球多边协议是“从上而下”的制度安排,需要广泛协调参与国的利益和诉求,参与国以民生、发展、福利和成本等因素,都能相对容易地拒绝协议或执行时消极应对。协议本身立意高远,结构缜密,但症结却在执行层面,没有一定强制力的执行机制,国际协议全面落地的可能性不高。那么,为何不可以考虑同步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呢?就是建立规则导向的气候要素市场和发明并推广有益于可持续发展的技术。绿色技术一旦经济上可行,它的系统性推广就会提速,而广泛运用也就水到渠成。在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技术不仅是催化剂,而且是主要推动力,一旦通过市场使技术可定价、可交易,那么,即便出于经济考量,市场主体也会理性判断并调整其碳排放和碳足迹,经济个体合成的结果是绿色经济整体收益的“帕累托改善”。 第三,深度运用相关技术使绿色经济流程平滑高效。数字化时代,技术无处不在,绿色经济也不例外。绿色倡议在规范化和流程化的过程中,诸多环节存在瓶颈和制约,仅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出发,可以一定程度上进行疏导和协调,但多元利益诉求的低程度披露和低精度量化始终约束效率的进一步焕发。假设换一个思路,把技术引入绿色经济流程。比如,区块链技术。运用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记账方法,把绿色经济活动和所有参与者的一举一动实时记录,任何修改都会同步呈现,信息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高度对称,任何的“漂绿”(greenwash)和指标数据造假行为分毫毕现。因此,可核实的技术实现迎刃而解,其后的惩罚机制和强制措施也就有了充分的依据。 这些在全球气候治理和应对气候变化上有争议或者有疑虑的问题,恰恰是媒体可以大有作为的空间。近些年来,我们看到在中国、在波兰、在欧洲,在全球各国,都有可喜的变化正在发生。然而,与此同时,IPCC最新发布的1.5摄氏度报告又一次给人类敲响了警钟。我们都在与时间赛跑,但跑步的速度还不够,记者与媒体的职责,或许就是一遍又一遍地指出这一点,并且用前瞻的眼光帮助厘清未来发展的方向。 我看到,今天在座的有不少是曾并肩作战多年的老朋友,中国参与气候谈判、气候治理这么多年以来,政府、媒体、学界、企业、民间组织也形成了这样一个小小的“命运共同体”,我衷心希望,气候传播的朋友圈能够越来越大,气候传播的事业也能够不断地有“新鲜血液”参与其中。 再次感谢各位参加今天的边会,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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